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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村并居风潮
山东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编制，1249个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。诸城70万农民都将告别自己的村庄，搬迁到“社区小区”。
如今，像诸城这样的“拆村并居”，正在全国二十多省市进行。
这样的运动热情，与各省市对国土资源部（下称国土部）一项政策的“欢迎”密切相关：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。
按照国土部文件，“增减挂钩”就是，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，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，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。
该政策立即得到地方政府盛情欢迎，各个省市、各级政府均成立了以主要领导牵头的土地整理小组。山东诸城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安文丰称，将农民全部集中居住后，保守估计，诸城将腾出8万亩旧宅基地。通过土地级差，政府每年土地收益有两三亿元。
被夺宅基地的农民
根据国土部的试点管理办法，增减挂钩严禁违背农民意愿。但在一些地方，强拆民房，强迫农民“上楼”的事例，已有发生。
管理办法要求，要在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复垦潜力较大的地区试点，现实中，不顾实际情况，“一刀切”拆并村庄的做法，非常普遍。
管理办法还要求，妥善补偿和安置农民，所得收益要返还农村，“要用于农村和基础设施建设”。但在有些地方，政府拿走宅基地利益的同时，甚至还要求农民交钱住楼房。
就在近期，山东发生了殴打农民的暴力事件。除被要求交出宅基地之外，今后，农民要获得宅基地，将成为难题。在全国多个地方，宅基地上建筑不再批准动“一砖一瓦”，也不另批宅基地。村民如有住房需求，需要拿宅基地住房换楼房。
对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，生活成本增加和耕种不便，成为最现实问题。
增减挂钩是“无奈选择”
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郝晋珉参与了“增减挂钩办法”的制订工作。他认为，国土部开展此试点也是无奈的选择。“经济发展用地要保证，耕地和粮食安全也要保证，空间就这么大、土地就这么多，该怎么解决？”
国土部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郧文聚说，大规模“借出”周转指标，是国土部的策略，是为应对近两年用地压力和许多不可测因素。
今年7月，在大连召开的国土资源厅局长会议上，国土部部长徐绍史称，解决地方经济发展对土地需要的迫切问题，主要方式之一，就是增减挂钩试点。
今年5月底，国土部的9个调研组，对现有24个增减挂钩试点省份进行了快速调研，发现了不少问题。
试点要求指标“三年归还”，那么，到2009年底，第一批试点周转指标应已全部归还。但第一批试点仅拆旧复垦5.58万亩，约占下达周转指标的80%。
今年两会期间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，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，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，弄得村庄稀里哗啦，如不有效遏制，“恐怕要出大事。”他疾呼要“急刹车”。
“拆村并居，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，无数农民正在‘被上楼’”，这种情形令人惊诧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本是好政策，可是到了地方却走形了，如何保障农民的切实利益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索。就此，快报记者与学者冯兴元进行了对话。
现代快报：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，这项工作事关农民切身利益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
冯兴元：是的，前不久，我参与了成都市关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有关工作，他们也在开展这项工作。
现代快报：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，这项政策被地方政府利用、“曲解”，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。有的地方突破指标范围，甚至无指标而“挂钩”，违背农民意愿，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。演变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。面对这种状况，究竟该怎样评价“增减挂钩”呢？
冯兴元：我想打个比方，就是说，窗户打开了，会有苍蝇飞进来，但是不能因为有苍蝇进来就把窗户关上。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，是件好事，这是必须肯定的。
现代快报：但问题是，在一些地方，农民的利益受到了侵犯，甚至遭到了暴力，这样一来，当地的相关“增减挂钩”计划又怎么能说服农民去信任和支持呢？
冯兴元：这就需要增加相应的机制，来切实保护农民利益。
现代快报：举例而言呢？
冯兴元：最主要的就是确立自愿、统一的原则。如果农民不愿意，那政府就没有办法。
现代快报：但是现实说明，一些地方政府面对农民的反对，并没有尊重农民的意愿，反而蛮干，伤害了农民。
冯兴元：在我看来，中国应有独立的土地评估机构和评估员，而且在评估机构之间也应该有竞争关系存在。将评估的结果作为农民和政府谈判、进行仲裁、法律仲裁裁决的依据。如果没有这一套，无论价格是高是低，都是不公正的，因为农民没有掌握信息，找不到基准点，而这也是政府作用的缺失。快报记者 刘方志
